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1年4月7日发布《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以下简称新《司法解释》），自2011年4月8日起施行。新《司法解释》系在1996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以下简称原《司法解释》的基础上，结合司法实践的需要，依据《刑法》《刑事诉讼法》及相关的刑事政策，作出了更科学、合理的规定。

    一、关于诈骗罪起刑标准与量刑档次标准

    新《司法解释》规定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，为“数额较大”；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，为“数额巨大”；五十万元以上，为 “数额特别巨大”。未对单位诈骗作出新的数额规定。应当理解对对单位诈骗犯罪的规定未变。

    两高只规定了一个幅度，具体的起刑标准和量刑档次标准，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，在该幅度内，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，并报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。

    原《司法解释》规定：２千元至４千元，为“数额较大”； ３万元至５万元，为“数额巨大”；20万元为数额特别巨大。原《司法解释》还规定了单位诈骗的起刑点标准为“数额在５万至１０万元以上的”，数额巨大的标准为“数额在２０万至３０万元以上的”。

    根据此《司法解释》，我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浙高法（1997）7号转发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的通知规定了我省关于诈骗罪的量刑标准为：个人诈骗公私财物“数额较大”，以4000元为起点；个人诈骗公私财物“数额巨大”，以50000元为起点。另外，浙江省高院还规定了单位诈骗数额较大的标准为100000元；数额巨大的标准为300000元。

    由上可见，虽然我省关于诈骗的标准是根据原《司法解释》作出的，但是数额仍然在新的《司法解释》规定的幅度内，唯有数额巨大标准从20万元提升至50万元。单位诈骗的数额看来也未发生变化。这种情况之下，省高院既可以改起点刑标准和数额巨大的量刑标准，也可以不更改，用本省原来的标准。因此，虽然两高出台的新的《司法解释》，我省因原标准未超出新《司法解释》幅度，故不存在抵触问题，在新的规定出来之前，原来4000元、50000元的标准仍然有效，只有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由20万元提升至50万元。还有单位犯罪的数额标准亦不变，仍按原规定，数额较大标准为10万元，数额巨大标准为30万元。

    二、关于量刑情节有较大变化。

    （一）犯罪情节内容上有显著变化

    原《司法解释》规定了以下从重情节：

    诈骗数额在１０万元以上，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也应认定为“情节特别严重”：

　　（１）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诈骗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；

　　（２）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；

　　（３）诈骗法人、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急需的生产资料，严重影响生产或者造成 其他严重损失的；

　　（４）诈骗救灾、抢险、防汛、优抚、救济、医疗款物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；

　　（５）挥霍诈骗的财物，致使诈骗的财物无法返还的；

　　（６）使用诈骗的财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；

　　（７）曾因诈骗受过刑事处罚的；

　　（８）导致被害人死亡、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；

　　（９）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。

    新《司法解释》中规定了以下从重情节：

    （一）通过发送短信、拨打电话或者利用互联网、广播电视、报刊杂志等发布虚假信息，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的；

　　（二）诈骗救灾、抢险、防汛、优抚、扶贫、移民、救济、医疗款物的；

　　（三）以赈灾募捐名义实施诈骗的；

　　（四）诈骗残疾人、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；

　　（五）造成被害人自杀、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。

    其中，新《司法解释》对原《司法解释》中“（１）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诈骗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； （２）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；（３）诈骗法人、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急需的生产资料，严重影响生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失的；（５）挥霍诈骗的财物，致使诈骗的财物无法返还的；（６）使用诈骗的财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；　　（７）曾因诈骗受过刑事处罚的；（９）具有其他严重情节。”等七项情节进行废除，这些规定，是根据79年《刑法》作出的，有些已在97《刑法》中作出了规定，有些与刑法原理不太相符，故作废除。

    对“诈骗救灾、抢险、防汛、优抚、扶贫、移民、救济、医疗款物的”“造成被害人自杀、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”两项予以保留，并对“诈骗救灾、抢险、防汛、优抚、扶贫、移民、救济、医疗款物的”不作“造成严重后果的”的要求，只需有此情节即可。

    在此两项情节的基础上，新《司法解释》又增加了“（一）通过发送短信、拨打电话或者利用互联网、广播电视、报刊杂志等发布虚假信息，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的；（三）以赈灾募捐名义实施诈骗的；（四）诈骗残疾人、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”三项情节。这些是根据近年来诈骗犯罪的新情况、新特点作出的新规定，及时将新情况纳入到刑法调整范围。

    （二）情节引发的法律后果有变化

    原《司法解释》的上述九个情节，只是在另具备诈骗数额已达10万元的情况下，才产生行为人需承担“情节特别严重”即处刑十年以上的法律后果。如果行为诈骗数额不到10万元，这些情节只能作为酌情从重处罚的依据，而不具备提高一个量刑档次处刑的依据。如行为人诈骗五万元但引起了被害人为此自杀，虽然后果严重，但根据原来的规定，对行为人也只能在3年至10年间量刑，虽然可以酌情从重处罚，但亦不能提升至10年以上的量刑档次，这显然有违“罪刑相适应”的刑法基本原则。

    鉴此，新《司法解释》作出和更科学的调整。首先，将该五项情节作为酌情从重情节，适用于各个量刑档次；其次，如果行为人的诈骗数额 “数额巨大”、“数额特别巨大”标准，并具上述情节之一或者属于诈骗集团首要分子的，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“其他严重情节”、“其他特别严重情节”，即直接提升一级量刑档次。从而使这些情节不仅仅是“从重情节”，还变成了“加重情节”。

    三、充分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“宽”

    在强调从严的同时，新《司法解释》也充分体现最高院去年出台的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》的规定，对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轻的诈骗行为人，充分体现从轻。

    （一）犯罪情节较轻的，可以体现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轻的，可以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。新《司法解释》第三条规定：诈骗公私财物虽已达到 “数额较大”的标准，但具有“（一）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；（二）一审宣判前全部退赃、退赔的；（三）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且不是主犯的；（四）被害人谅解的；（五）其他情节轻微、危害不大的”等情形之一，且行为人认罪、悔罪的，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。这样的规定，可以促使主观恶性较轻的诈骗行为人得到公正处罚，促使其改过自新，避免轻罪服刑带来的服刑率高、重新犯罪率高、改造帮教难等问题。也有利于诈骗行为人在犯罪后积极采取补救措施，挽回损失，消除影响，有利于案件的妥善和谐处理。这样的规定，旨在消除犯罪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，具备良好的刑法导向功能。

    （二）诈骗对象系近亲属的，因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，依罪刑相适应原则，作出从轻处罚。新《司法解释》规定，诈骗近亲属的财物，近亲属谅解的，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。如果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，具体处理也应酌情从宽。

    四、对诈骗未遂作出了具体的规定

    （一）明确基本诈骗犯罪的未遂要件。新《司法解释》规定：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诈骗目标的，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为诈骗未遂，应当定罪处罚。

    （二）对特殊诈骗行为用诈骗未遂进行规制。新《司法解释》规定：利用发送短信、拨打电话、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，诈骗数额难以查证，但具有“（一）发送诈骗信息五千条以上的；（二）拨打诈骗电话五百人次以上的；（三）诈骗手段恶劣、危害严重的”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认定诈骗未遂。

    （三）明确诈骗未遂的量刑基本档次。根据新《司法解释》的规定，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诈骗目标或利用发送短信、拨打电话、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的，认定为诈骗未遂，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“其他严重情节”，基本刑为3年至10年有期徒刑。根据刑法规定，对未遂犯，可以从轻、减轻处罚。同理，如果以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为诈骗目标，那量刑档次应当是十年以上。

　　五、对诈骗提供技术支持的明确为诈骗共犯，加强对这类行为的打击力度

    近年来，利用网络、信息通讯技术实施新型诈骗犯罪日趋严重，人民群众深受其扰，而技术拥有者明知其技术为诈骗犯罪分子所用，仍为高利为其提供，助长了诈骗犯罪的滋生蔓延。从刑法原理上看，明知他人犯罪提供帮助的，即成立共同犯罪。鉴此，新《司法解释》明确将这些恶意的技术拥有者纳入到刑法规制范畴，此举有利于对减少和降低诈骗犯罪的技术支持和科技含量。

    六、对赃款赃物有新的规则

    （一）在赃物追缴上有新规定。在实践中，如何进行赃款赃物的追缴历来也是工作的难点。新《司法解释》规定，行为人已将诈骗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依法追缴：1.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的；2.对方无偿取得诈骗财物的；3.对方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诈骗财物的；4.对方取得诈骗财物系源于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的。明确如果他人系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，则不予追缴。

    （二）在赃款赃物的处理上有新的规则。诈骗案件赃款赃物处理，历来是实践中的一大难题。扣押的赃款赃物，何时发还，如何发还，并不明确，实践操作也不一致。新《司法解释》规定了案发后查封、扣押、冻结在案的诈骗财物及其孳息的发还规则：一是权属明确的，应当发还被害人；二是权属不明确的，可按被骗款物占查封、扣押、冻结在案的财物及其孳息总额的比例发还被害人，但已获退赔的应予扣除。至于权属明确应当以公安查明的事实为准，还是以法院的生效的判决为准，《司法解释》中没有规定。实践中有以查明的事实为准，即在公安侦查阶段即发还。从司法机关的功能来看，应当以法院的生效判决为准。但是权属明确，不发还可能影响被害人的生产生活的，则应当在查明事实后及时发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