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持续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，准确认定和依法严惩“套路贷”相关违法犯罪活动，在浙江省委政法委的统筹协调下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、浙江省人民检察院、浙江省公安厅于2019年7月24日联合印发了《关于办理“套路贷”相关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纪要》（以下简称《纪要》），并于当日施行。为此，《浙江法制报》记者就《纪要》的相关问题，采访了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黄生林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梁健，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章宏庆。

　　记者：

　　去年省公检法三家就出台过《关于办理“套路贷”的指导意见》，今年四月，两高两部发布了《关于办理“套路贷”刑事案件的意见》，目前省公检法三家又发布了《关于办理“套路贷”相关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纪要》，请问出台《纪要》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？

　　章宏庆：

　　这里我将《纪要》制定的背景和起草经过向大家作简要介绍。目前出台这样的《纪要》是非常必要的。“套路贷”作为近年来出现的新型违法犯罪行为，是对假借民间借贷之名实施的侵犯财产类违法犯罪活动的概称，它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，社会危害性很大。很多“套路贷”中的被害人中了“套路”后，被迫提供其通讯录，被诱以拿住房、车辆抵押，随后其亲戚、朋友被“套路贷”行为人电话轰炸、跟踪滋扰、非法拘禁，抵押车辆、房子被迫廉价抵债或被擅自处置，被害人及其亲属受到伤害、滋扰之事频发，有些被害人看不到还清虚高债务的一天，心理崩溃、自杀身亡的案例已然不少。浙江省一起“套路贷”犯罪案件中，有6人被迫自杀。其中有一个被害人在烧炭自杀过程中录制了视频，在视频中控诉“套路贷”害死人，毁了他的家庭，将他逼上绝路。由于“套路贷”违法犯罪活动迷惑性大、隐蔽性强，且往往与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交织，已成为经济和民生领域一大“毒瘤”，迫切需要加大打击力度。

　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，我省公检法三家于2018年3月18日联合出台了《关于办理“套路贷”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》，该《指导意见》从“套路贷”犯罪的定性、共犯的认定等方面统一了执法思想、健全完善了工作机制，有效遏制了“套路贷”犯罪活动的高发态势。2019年4月9日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印发了《关于办理“套路贷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进一步解决了办理“套路贷”犯罪案件面临的一些突出法律适用问题，收到良好成效。但无论从全国看，还是从浙江看，“套路贷”犯罪分子在高压严打的形势下，改变行为手段、隐蔽犯罪特性，呈现出借款人对“虚高债务”明知、暴力及“软暴力”手段减少、肆意认定违约等行为减少、通过司法途径确认“虚高债务”的情形增多等趋势，演化出许多介于高利放贷和典型“套路贷”犯罪之间的行为模式，给司法实践带来很多困惑，亟待进一步解决。

　　为贯彻落实省委政法委的有关部署要求，进一步统一执法办案思想，彻底铲除“套路贷”滋生土壤，省公检法三家经过充分调研，起草了《纪要》稿，并通过召开调研座谈会、书面征求意见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意见，几经修改和完善后形成本《纪要》。

　　记者：

　　《纪要》发布后，我们认真进行了研读，发现《纪要》对“套路贷”的表述与《意见》在表述上不完全一致，请问你们是怎么考虑的？

　　黄生林：

　　《纪要》关于“套路贷”的文字表述虽然与《意见》不完全一样，但并不冲突，两者在实质内涵上是高度一致的。《意见》认为“套路贷”系概括性称谓，所反映的是当前一些“套路贷”案件的情况和特点，而非“套路贷”的严格界定。不难发现，纳入“套路贷”概括性称谓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具有阶段性特点，一般可分成两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“套路贷”虚假债权债务关系的形成阶段；第二阶段是“套路贷”虚假债权债务的实现阶段。如果债权债务是正当的，或是纯粹的高利贷，行为人只是采用了非法拘禁、寻衅滋事等非法手段来实现债权，这种情形就不能被评价为“套路贷”，其非法手段行为构成何种罪就定何种罪。

　　记者：

　　刚才谈到了“套路贷”的严重社会危害性，为了依法严惩“套路贷”相关违法犯罪出台了《纪要》。能不能谈谈《纪要》具体在哪些方面体现了“依法严惩”？

　　梁健：

　　《纪要》以依法严惩和精准司法为指导思想，从“套路贷”相关刑事犯罪行为的性质认定、罪数区分、共犯认定、犯罪数额和既未遂情形认定、酌情从重情节等方面厘清了实践难题，体现了依法打击、从严惩处和精准司法的要求。

　　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：第一，从构成要素着手，明确“套路贷”行为的入罪依据和本质属性。《纪要》围绕“套路贷”债权债务的虚假性这个关键要素，深刻揭示了“套路贷”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本质属性，进而准确认定“套路贷”的行为性质。第二，从严厉打击切入，明确“套路贷”行为罪数的区分和共犯的认定。《纪要》将“套路贷”相关刑事案件的事实划分为通过“套路”形成虚假债权债务阶段和运用多样化手段进行讨债阶段，进而根据相关行为实施的阶段和性质，准确解决了罪数和共犯问题。第三，由本质特征决定，明确“套路贷”犯罪数额及既未遂论处情形。《纪要》通过把握“套路贷”犯罪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本质特征，予以整体否定性评价，正确解决了不同犯罪情形中，犯罪数额的认定和既未遂论处问题。第四，明确了几种需要酌情从重处罚的情形。对于造成被害人或者特定关系人严重后果等几种情形，《纪要》规定要酌情从重处罚，体现依法从严惩处的精神。

　　记者：

　　既然《纪要》与《意见》精神实质是一致的，能不能具体谈谈应当如何界定“套路贷”？

　　黄生林：

　　《纪要》对“套路贷”的构成要素进行了细致分析，通过从正反两个方向规定，明确界定了“套路贷”。

　　首先，“套路贷”的落脚点是形成虚假的债权债务关系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假借民间借贷之名，以低息、无抵押、快速放贷等为诱饵，诱使或者迫使被害人签订“借贷”或变相“借贷”“抵押”“担保”等相关协议，通过设置种种“套路”，进而在行为人与借款人之间形成虚假的债权债务关系。对行为人来说，借贷是假，意图侵占对方的财产是真，“借贷”仅仅是一个虚假表象。为了虚增债务，行为人往往会以各种名目收取费用，如司法实践中常见的“家访费”“调查费”“保证金”“中介费”“行规费”“安装费”“利息”“砍头息”等。需要注意的是，《纪要》规定的“利息”“砍头息”和民间借贷中的“利息”“砍头息”不同。民间借贷中的“利息”“砍头息”，行为人只是纯粹收取利息或是提前支取“砍头息”，没有虚增债权，没有非法占有借款人财物的目的，没有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关系。

　　其次，“套路贷”的立足点是“套路”。“套路”的存在，使得“套路贷”的欺骗性、隐蔽性较强，被害人难以察觉。《纪要》第1条罗列了虚增债权债务过程中一些常见“套路”，但在具体的“套路贷”犯罪中，“套路”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，可能表现为所列“套路”的一种或几种，也可能表现为一些新的形式。特别是为了逃避打击、继续攫取不法利益，各种“套路”也在不断转型变化、花样翻新，比如冠以“投资公司”“管理公司”“咨询公司”等名头，假借开展金融业务名义实施违法犯罪活动。无论行为人采用了何种“套路”、多少“套路”，其目的仍在于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行非法占有之实，所以司法机关在甄别判断时，还是要围绕债权债务的虚假性这个关键要素进行评判。

　　第三，非法“讨债”不是“套路贷”的必备要素，其在正常的民间借贷领域包括高利贷中都存在。实践中，“套路贷”一般有两个阶段，即：通过“套路”形成虚假债权债务阶段和运用多样化手段进行讨债阶段。其中，第一阶段是“套路贷”的核心，实践中也有不少被害人未经催讨就“还”清了虚假债务，但这并不影响“套路贷”行为成立诈骗犯罪。而第二个阶段讨债手段是否非法并不是“套路贷”的评判要素，只不过是是否需要同第一个阶段行为进行整体或共同评价的问题。

　　最后，对于设置“套路”的，不管套路有多少、有几种并不影响“套路贷”的认定。“套路不深”不等于没有“套路”。实践中，“套路不深”主要是指两种情形：一是没有“恶意制造违约”“肆意认定违约”的情形。但该情形的目的仍是虚增债权债务，这与“套路贷”行为人以翻倍打借条方式虚增借贷金额或以畸高违约金、延展费恶意垒高借款等虚增债权债务手段并无实质区别，整体上都应否定其“民间借贷”属性，而评价为“套路”。二是没有暴力、威胁、“软暴力”催讨等非法讨债行为。从典型“套路贷”全过程看，实现虚假债权债务往往伴有暴力、威胁或者“软暴力”等手段。但如果没有暴力催讨等非法讨债行为，只是说明行为人没有侵犯敲诈勒索罪、寻衅滋事罪等相关的新的法益，不属于黑恶势力，并不妨碍对“套路不深”行为认定为“套路贷”。